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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氏家族:万民伞下的四进士三巡抚 (上)

作者:何薇薇  来源:临海新闻网  时间:2019年02月01日

  如今的临海,已经从“东湖时代”进入“灵湖时代”,又将迈入“灵江时代”,然而越是快速发展,我却越留恋“紫阳时代”。历史上,紫阳街都是台州府城的繁华中心,它像一棵千年古树,庇荫了无数个栖息树下的人,也记下了无数的悲欢离合。有时候,不必随着光阴急流奔涌,不妨调转岁月的脚步,回到过去看一看那些散落的人和事。紫阳街两侧有许多展衍的小巷,看似不起眼,却是每一条都对应着一个触动人心的故事。譬如曾在友兰巷居住的严蕊,从丹桂连枝巷里走出去的陈函辉,等等。唯独有一户人家,牵系着两条巷:十伞巷和三抚基。而这户人家,就是明代临海四大望族之一的王氏家族(另外三个是秦氏家族、何氏家族、蔡氏家族)。

  明代王氏家族的兴起,始于王稳。王稳,字邦宁,号慎庵,自幼跟随乡贤陈员韬学习诗词文章,22岁中举,历官涿州学正、唐王府长史、广平府同知、南康知府、汀州知府等职。王稳为官清廉,善于治理,深得民心。任广平府同知时,知府缺任,百姓竟至都城伏阙请以王稳代任。任汀州知府时,邻郡遭受旱灾,虽不归王稳管辖,但他仍打开本府仓储,发粮食赈济灾民。王稳清廉自守,不治家产,至孙王景一辈已家道中落,此后再无入仕为官者,直到玄孙王宗沐一代,才重振家声,并达到鼎盛时期。临海人都知道,王宗沐家族被誉为“一门三巡抚,父子四进士”。

  王宗沐为嘉靖二十三年(1544)的进士,他的四个儿子士崧、士琦、士昌、士业,除士业止步贡生外,士崧、士琦、士昌都考中进士。

  在封建时代,参加科举考试几乎是学子们改变命运、登途入仕的唯一机会,但想要在百万考生中脱颖而出并非易事,许多人到白发苍苍仍在为功名拼搏,最为人熟知的就是范进屡考不中、中举而疯的故事,其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,王氏“父子四进士”可以说倍极荣耀了。更为显赫的是,王宗沐和次子士琦、三子士昌都曾任职都察院都御史兼巡抚。在明代,巡抚最早是巡视各地军政、民政的大臣,嘉靖年间转变为地方化,总揽一省军政大权,是名副其实的“封疆大吏”,王家“一门三巡抚”,风头一时无二。

  王宗沐,字新甫,别号敬所,生于嘉靖二年(1523),卒于万历二十年(1592)。相比高祖王稳,王宗沐在22岁时已考中进士,列嘉靖二十三年(1544)甲辰科二甲(该榜状元为秦鸣雷),可谓少年得志。后历经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朝,宦海浮沉40多年,辗转广东、广西、江西等地任职,官至刑部左侍郎。他为官清正,体恤民生,且精通吏治,颇有建树。

  王宗沐出任山西右布政使时,正值山西灾荒严重时期,尤其太原更是饿殍载道。严重到什么程度呢?当时灾荒已经持续了3年,欠着朝廷85万石宗禄不说,农作物颗粒无收,家禽绝迹,方圆百里连只鸡都找不到,光因饥荒、瘟疫而死的人数就有200多,甚至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人市, “父子夫妇互易一饱”。这个“互易一饱”绝不是简单地通过买卖人口来换取食物,而是将人本身作为食物来交换!虽然听起来难以置信,但在明朝中后期,由于朝政不纲,苛捐杂税猛于虎,加上自然灾害侵袭,一些地方连年灾荒已经成为常态,灾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,以吃人肉求生,甚至杀害亲生骨肉为食并非奇谈。《明史》中就有不少记载,如《本纪第十四·宪宗二》记载: “(成化二十年)秋九月乙酉朔,日有食之。是月,寇复入居河套。是秋,陕西、山西大旱饥。人相食。”《列传第六十八》记载: “(成化二十一年)山、陕、河、洛饥民多流郧、襄,至骨肉相啖。”

  王宗沐见社会人伦失常,道德败坏,百姓生不如死,忧虑重重的他专程进京向皇帝奏报了山西荒灾的严重情况,并以5个“可深念”的理由分析了严峻的形势和隐患,每一点都直击山西军政要害,他向朝廷请求延缓征收拖欠的宗禄,并大胆截留了山西新增盐税中原本要上缴的宗禄,赈济灾民。

  史料对王宗沐的记载多正面肯定,他为官惟廉,从政惟勤,亦常有六出之计。在刑部任职时,曾智判盗案。当时蓟州有一伙盗贼共7人被捕,但其中一人越狱逃走了,其余6人不甘伏法,又心存侥幸,受审时互相狡辩,怏怏不服,使得案件悬而不决。后来案子到了王宗沐手里,他在翻阅案卷时即生一计,提审6个案犯前,先叫衙役穿扮成逃走的那个犯人的样子,然后厉声呵斥6犯,称逃走的那人已经抓获,且已招供,谁若坦白即从宽处理,还敢砌词狡辩则从重处罚。6个贼犯不知真假,脸色大变,如实招供了案情,案子才得以审结。这虽然是个小案,但通过案件审理,可以看出王宗沐很有办案技巧,有勇有谋。

  王宗沐在政途上的谋略,离不开他的孜孜好学。刚踏入仕途时,王宗沐即以才华闻名,与同僚李攀龙、王世贞等文学大儒交好。外派任职时,他热心于地方教习,开化民智,每到一处,都大兴修建书院讲堂。在广西任按察佥事时修宣成书院,建崇迪堂;在江西任提学副使时,修王阳明祠,建正学、怀玉两座书院,并重修了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白鹿洞书院,聚集地方学子志士,亲自讲学答疑。后升任江西按察使,任职期间,主持修成地方史志《江西大志》。王宗沐十分推崇阳明心学“致良知”的宗旨,对儒学颇有一番独到见解,其所著《敬所王先生文集》中提到,“学不切于体用,才不附于实学,明不尽则照未周,理不密则脉且略……学不实则才不实,才不实则效不著”,正是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,使他在为官的道路上脚踏实地,事必躬亲。

  王宗沐在临海长大,非常熟悉海洋的环境,而他一生最辉煌的政绩,也恰与海有关,就是整治漕运,践行海运。明朝中后期,由于黄河改道与决堤,致使大运河部分节段淤塞不通,严重影响了漕运通行,加之制度不完善,漕运逐渐暴露出各种问题。 《皇明经世文编》卷之三百四十五收录了王宗沐一篇关于践行海运的文章,文中指出“漕运既久,势必变通,查得开国定都,必通漕运,运法既久,势须变通,故历代漕运,因时改张”。王宗沐针对漕运弊病提出了4条整治建议:一恤重远之地,一悬预兑之令,一预运官之情,一定海哨之法。这4条改革意见涉及漕运的各个方面,从军官到运民,由运送到防范,都有革矫,并提出实施海运,每一条都是他多年考察的经验与心血。然而漕运治理牵涉到多方利益,执行起来非常困难,理想在现实中碰壁,王宗沐的改革在跌脚绊手中进行得并不顺利。好在朝中不少人都认识到了漕运问题已积重难返,力主开通海运。在山东巡抚梁梦龙成功试行了一次海运后,朝廷终于同意开通海运。隆庆六年(1572)三月中旬,王宗沐雇募海船300多条,装运漕粮12万石,由淮安出发,于5月底抵达天津。隆庆帝朱载垕龙颜大悦,予王宗沐、梁梦龙二人俱加官进秩,大行赏赐。

  第一次海运的成功给了王宗沐极大的信心,但反对派南京给事中张焕却因“8舟漂没,失米3200石”提出质疑,给第二次海运失败乃至被叫停埋下了导火索。万历元年(1573)四月,王宗沐指挥第二次海运出行,但因诸多不顺而错过了最佳航海时间,船队出发没多久,就在即墨遇到飓风,又损失了7条船及货物。朝廷哗然,禁行海运之声此起彼伏。客观来说,在没有经验的前提下,两次海运的损失都在可接受范围之内,连首辅大臣高拱也认为因偶有漂溺而罢海运是因噎废食。出于多方原因,同年六月,张居正叫停了海运,但他仍对王宗沐践行海运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。事实上海运未捷先死,不仅仅是因为粮船、人员损失这么简单,当时正值王朝更替,各方势力为争夺权利而博弈,王宗沐不过是成了这场整治斗争中的风向标。

  虽然王宗沐的“海运梦”醒得太早,但他所著的《海运志》《海运详考》等作品,都对后世开拓海运有着巨大影响。万历九年(1581),王宗沐辞官回到临海,安享十余载,死后朝廷追封刑部尚书,后又追谥襄裕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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